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–于建嵘

“最近我(于建嵘)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,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。他有这么一段讲话,他说“你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动荡,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动荡,而且时间不会太久”。我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,他们也有这个结论,说中国的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。那么真的会这样吗?我自己也越来越迷茫。。。

 现在我觉得中国社会应该还是稳定的,但这个稳定是刚性的,这种稳定不是长期的,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.”

 "第一,真正的社会稳定它讲的是社会持续的稳定,讲的是国家法律持续的稳定,而我们不是。我们所有的稳定围绕着一个目标,政治权力的垄断性,就是共产党怎么垄断权力是它一切重点的重点,所谓坚持党的领导。四个坚持其它都可以不要,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。其他都可以改,就这个不能改。为什么?权力垄断性是目前我们这个政权最关键的特点。它垄断和封闭权力,不允许其他人进入,也不允许挑战政府权力垄断的一切行为,这一点是共产党的底线。这个底线就说明我们的稳定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不一样的。西方社会的稳定就是怎么保护宪法持续的稳定性、法律持续的稳定性,你政府是可以改变的,你这个人当不当总统没关系,但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宪政制度不能变。我们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基本制度怎么样无所谓,但是我共产党的权力不能变。所以刚性稳定的第一个特点就叫做权力的垄断性。  

第二点,本来正常社会行为的都可以被当成不稳定的因素。比如把游行示威、罢工,罢运这些行为都视为不稳定,现在还把上访也变成不稳定因素。地方政府的很多文件都说,现在不稳定因素主要是上访,哪些人上访就是不稳定,以什么方式上访就是不稳定。其实上访是你宪法规定的权利,是你信访条例规定的权利,为什么也变成不稳定呢?因为它们认为对地方权力的冲击也是一种不稳定,不只是对中央权力的冲击,对所有的权力冲击都是一个不稳定,所以这一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  

第三,刚性稳定它控制社会不是主要依靠司法,而是主要靠国家的暴力,靠意识形态,靠对社会组织的控制。所以说这种稳定是刚性的。假如要评价社会稳定指标,中国社会稳定远远高于西方的社会稳定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是个非常刚性的稳定。但是刚性稳定它有巨大的风险,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,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。为了所谓稳定,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,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。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,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,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;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,你一切想法都完了。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,一切改革、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一切制约住了。所以我们为了要“不折腾”,我们可以牺牲改革,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,因为它触犯了所谓的稳定。而这个稳定唯一的目标是什么?这一点不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看到,实际上很多人都看到。现在为什么流行着这么一种悲观情绪?就是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稳定能持久吗?我告诉你不会,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。  

那么该怎么办?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时候,想了好多好多办法。司法部、公安部、武警总部、法院,包括信访局都想了很多办法。这些办法核心的观点就是控制社会上所谓对政权挑战的一切行为。这些办法行吗?我想来想去不行。那么怎么办?到底怎么才能稳定?  

我最近反复讲一个故事,我在台湾访问的故事。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访问,请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,他们给我15天的吃住玩。当时我提出来,我说能不能这样,我做完演讲之后,你给一张地图给我,你再派一个司机,我说到什么地方,你就开车到什么地方,按照地图走行不行。他说你想干什么?我说想看一下,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,想什么?他说没问题,我们台湾你可以随便看,我们老百姓想什么你随便问。但是我说还有一个,你要派个买单的,因为要包括吃包住嘛。(笑)没问题,派个买单的。  

我演讲完之后,他们就开一个车,我说到什么地方,就把我送到什么地方。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,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?99%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,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?不可能啊!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?台湾老百姓告诉我,我到法院去告他,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,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,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。  

我接着问,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?台湾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,他怎么敢不立案啊。(笑)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,我有房产证,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,他错了,他必须赔,不可能。  

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?台湾老百姓告诉我,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,我的议员来调查,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,就会开新闻发布会,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,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,做不了了。  

我接着问,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,不来调查怎么办?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台湾老百姓都讨厌我了。说“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?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?(笑,掌声)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,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,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(笑,掌声),他怎么会不来呢?不可能的!”  

我说有可能,他说不可能。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,那就打电话试吧!我说不可能,他说有可能。一打电话,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,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(笑)。问:“什么事?什么事?”特别兴奋!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,他不单当了县议员,他可能当国会议员,还可能当“阿扁”啊(笑)!但是我我不甘心,我还要问,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?人家告诉我:那很简单啊,他不来,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,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,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,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?当不了!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。  

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这么个结论。我今天讲台湾这个故事,实际上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国家的人,包括日本,包括德国、法国,包括美国,我到过很多国家,我问了他们很多人,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,基本结论逻辑是一样的。为什么我讲台湾?因为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,我们经常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我们中国,没关系,你现在不是说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,既然台湾也是中国,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?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,明天说台湾骂马英九了,没关系,台湾的基层社会十分地和谐稳定。  

我到了台中地区,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,一个种花的老农。他当时很兴奋,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人。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饭,我们不在家里吃饭,我们到镇里面去下馆子去好不好?我说好啊,下馆子当然很高兴啊,但是不要让我买单。他说怎么能让你买单啊,当然不让你买单。他就开着车带我去,他开着汽车,后面放着花,前面是坐人的,我们就走,走了两百米左右,我说停下来,有问题。他说什么问题?我说我们走的时候,我在最后一个走,没关门啊,我们大门没关,小门也没关啊,没关门,不行。他说没关门怎么不行啊?我说东西在家里。他说没事,我们家里装了电子摄像头,来了什么人,对着电子摄像头说一下,我就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,我回来他还给我就行了。我心里想:在我们这个地方,回来的时候恐怕电子摄像头都没有了(笑,掌声)。  

所以我一直想一个问题,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,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不可能呢?我想来想去,想一个社会为什么它是和谐的?首先它的产权是明确的,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,不要是我的又是你的。中国产权明确吗?不明确。今天我们去问,假如地方官员给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?我们中国老百姓肯定不敢说不可能。你出去买馒头的时候,房子没有了,这些不都发生了嘛。我们哪一个农民敢说这句话,说我的土地他不敢卖我的,谁敢说?没有一个敢说。只要想一个办法,你那个土地就没有了,而且打官司打不过人家。想拆你的房子,你不同意我就想一个办法,说你是非法建筑嘛。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,很难说这个产权就是我的。  

前不久不是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嘛,广西一个信访办主任成了上访的,他的房子被拆了。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哪一个人敢站出来,说我的权利完全得到保护了吗?你不敢说,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明确的权利,因为人家可以想一切办法,把你的合法权利变成非法权利。  

其实发生纠纷不可怕,现代社会都发生很多纠纷,但社会和不和谐,要有一个权威的司法机构。西方也好,台湾也好,你说发生纠纷怎么办?人家告诉你到法院去告他。我们老百姓会说吗?我们老百姓不会说,你说到法院去告他,老百姓一律说法官怎么能相信呢(笑)?相信不得的(鼓掌)!问我们律师能相信吗?他说律师也不能相信(笑)。因为我们没有能将法律作为我们一个底线,没有这么一个制度啊!那么老百姓就想,我不管你法院怎么判,我就上访!上访又能相信吗?也不能相信。有一个美国人叫茱莉,她就是一个到北京来上访的洋人,为了她中国丈夫的事。她到我家里去访问我,向我请教。我就问她一个问题,你在美国怎么办?她说我肯定到法院去告。我说那你怎么在中国要上访呢?她说因为中国的法院不听话,不听中央的话,所以我直接到中央来告,希望中央让它听话。我说你告的有效果吗?她说没有效果,我不告它还不抓,一告把老公抓了。因为一告之后,地方政府说这个问题麻烦了,一定要把它做实,做成铁案,所以把他判了。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司法制度。  
再次,我们有真正的代议制度吗?我们也没有。今天在座的律师,我们有几个人真去投票选了我们的人大代表吗?没有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代表是谁,知道也没有用。人家说我又不是你选出来的,我只知道三个代表,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三个代表啊(笑,掌声)!为什么?因为我们的代议制度不健全。
最后,我们有开放的媒体吗?我们也没有。不要认为今天的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空间,那个互联网是人家没有办法啊!如果有办法,人家连互联网都希望不要啊!现在新疆不是没办法上网了嘛,你们法律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贺卫方是我的好朋友,他现在在石河子。他告诉我,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联系,短信收不到,上网上不去,怎么办呢?我说谁叫你被人搞到石河子去了。  
我们常说,现在我们开放多了,但这是科学的原因,不是政府本身的原因,不是由于它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。面对这种情况,有些地方政府说你批评我吧,有些当官的说你们批评我吧,你真的敢批评他吗?你说些不疼不痒的事情他做做秀可以;真正批评他,你马上下岗,你马上被跨省追捕!所以我想来想去,一个和谐的社会它应该要有明确的产权,有权威的司法结构,真正的代议制度,要有开放的媒体。 "

 所以我送三句话给大家,面对中国目前的问题,我们需要理智,我们不要失望,更不能同流合污。对于执政的人,他们要有智慧,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的智慧不够。它应该认识到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,需要维护的是什么?我认为它有智慧的话,就拉起宪法这个大旗,把所有政党、所有社会组织、所有人的行为都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,真正变成一个宪法的执行者,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希望。执政者的智慧就在于寻找这个国家的底线并且带头维护。而我们这些人,包括我作为研究人员,包括各位在座的律师们,我们都需要品格,我们不要同流合污。我们要充满希望,不管我们自己有多少缺点,但是在维护宪法、维护这个国家的底线的这件事上,我们应该理直气壮。不管我们遇到多少问题,凡是我们认为与宪法相违背的问题,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!我们不是为自己采取行动,不是为所谓的名利采取行动,而是的确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,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。  

中华民族现在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。今天在座的都是律师,是法律人。我们仰望的星空就是我们的法律,而星空中最亮的启明星就是我们的宪法。守住了宪法,就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,我们有责任和有义务来维护她。不管我们遇到多少困难,凡是我们认为与宪法相违背的问题,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!我们不是为自己采取行动,不是为所谓的名利采取行动,而是为了这个社会最后的底线在采取行动。"

—-摘自于建嵘《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——在北京律师协会的演讲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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